来源：环球人物
·古贺诚。（日本《朝日新闻》）“真正强大的国家，究竟是什么？”
作者：刘 潇
5月，日本东京广播电视台《报道特集》播出了一段采访。镜头前，一位85岁的老人坐得很直。他谈到日本宪法第九条，谈到战争，谈到日本正在发生的危险转向。
他是古贺诚，曾任日本自民党干事长、运输大臣，在日本保守政治圈内，是一个有分量的名字。
节目中，古贺诚说自己越来越感到一种恐惧：战争正在逼近。而当下，日本政府正在加速推动安全政策转向——4月21日，日本内阁通过决议，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。同一时间，修宪讨论持续升温，所谓日本与澳大利亚的关键矿产合作，也在“经济安全”的名义下推进。
面对这一切，古贺诚没有替日本执政党辩护。他反复强调，日本必须遵守日本宪法第九条。日本现行宪法于1947年施行，其第九条规定日本“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、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”，“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，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”，因此也被称为“和平宪法”。
古贺诚在节目中提出一个问题：“真正强大的国家，究竟是什么？是备足武力、在冲突中不输，还是被世界信任、被国民认可？”
在日本政坛工作30多年的古贺诚，熟悉权力运转，也知道保守政治如何包装“安全”。正因如此，他的发声在当下的日本政坛显得尤为尖锐。
古贺诚为什么在晚年说出这些话？他的警告，又戳中了日本政客的哪根神经？
自民党“元老”的警告
采访中，古贺诚没有绕弯。
他说，今天再向某些日本政客谈起日本宪法第九条，常常会被对方当作“又来了”。有些人觉得那是理想论，是梦话；有人甚至不回应，只是冷笑。
这让古贺诚感到“空虚”。他坦言自己年纪大了，剩下的时间不多，力量也有限，但关于日本宪法第九条，他仍会继续说下去。“不是为了怀旧，也不是为了显示道德姿态”，而是因为他看到了危险。
这份危险感，植根于日本现实政治的悄然变化。
日本宪法第九条是战后日本国家定位的核心——放弃以国权发动战争，放弃以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解决国际争端。长期以来，它被视为日本战后和平主义的制度基石。
围绕这一条款，日本政坛争论了几十年。支持修宪的一方认为，日本面对更复杂的安全环境，必须拥有更完整的防卫能力；反对的一方则担心，一旦日本宪法第九条被改写，战后形成的和平约束将被逐步瓦解。古贺诚站在后者这一边。
但古贺诚的身份有其特殊之处：他不是在野党人士，也不是街头运动者。他来自自民党内部，曾站在权力中心，负责过党内组织和选举事务。他熟悉自民党的语言体系——安全、现实、威慑、国际环境、国家责任。这些词听上去冷静，写进政策文件也足够严谨。而古贺诚担心的，恰恰是这种冷静。
在节目中，他批评一些年轻政治人物把战争与和平问题过度理性化、技术化，仿佛战争只是纸面推演，和平只是政策选项。他认为，政治家必须回头看历史，必须知道“和平宪法”走到今天经历了什么。
·2026年5月，古贺诚接受《报道特集》采访。（日本东京广播电视台视频截图）他的担忧并非凭空而来。2026年春，日本围绕武器出口和安全保障政策的讨论持续推进。高市政府在武器出口问题上释放明确信号，强调日本已进入“要好好守护国家”的时代。随后，日本政府决定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，被日本主流媒体视为安全保障政策的一次重大转向。
与此同时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堪培拉会面，发布关键矿产合作联合声明。根据澳大利亚总理官网的信息，澳方将通过关键矿产基金和出口金融机构，为日本参与的关键矿产项目提供最高13亿澳元支持，矿种涵盖镓、镍、石墨、稀土和萤石等。路透社报道称，日澳正在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联系，以减少对单一来源的依赖，“服务于更广泛的经济安全目标”。
矿产、供应链、武器出口、修宪讨论——这些议题看似分散，背后却指向同一个趋势：日本正在用“安全”重新组织国家政策。
古贺诚没有否认日本需要防卫能力，他也并非不清楚地区局势的复杂。但他不接受将战争风险包装成“现实主义”的必然结果，更不接受把日本宪法第九条轻描淡写地说成过时的条文。在他眼中，这是战后日本重新赢得世界信任的起点。
“战争遗族”
1940年8月5日，古贺诚出生于福冈县山门郡濑高町，即今天的三山市。那一年，日本已深陷自己发动的侵略战争。次年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整个日本社会正被战争动员裹挟。
1944年，古贺诚的父亲收到“赤纸”征召令，被送上战场，后来死在菲律宾莱特岛。战争结束后，母亲靠做小买卖，把古贺诚抚养长大。
多年后，古贺诚在接受《东京新闻》旗下广岛和平媒体中心采访时说，父亲临终前或许已不“遗憾”，而是想问一句“为什么”。对古贺诚而言，战争不是历史教科书里的章节，而是一个家庭突然失去父亲、一个孩子在战后贫苦中长大的具体记忆。
1965年，古贺诚从日本大学商学部毕业，随后担任时任参议员鬼丸胜之的秘书，由此踏入政坛。1980年，他首次当选日本众议院议员，此后长期代表福冈选区在国会活动。20世纪90年代，他出任运输大臣。
·1996年，在日本政坛任职的古贺诚。（日本时事通讯社）2000年，他担任自民党干事长——这是自民党内负责党务、选举和国会协调的关键职位，常被视为权力中枢之一。多年的政治历练，让他深谙派阀运作、选举策略和利益协调，也开始熟悉那些不写在台面上的政治规则。
他的另一重身份，与战争记忆紧密相连。2002年至2012年，古贺诚担任日本遗族会会长。这个组织代表战殁者家属，在战后日本政治中位置特殊。它与自民党关系密切，长期影响靖国神社、慰灵和战争记忆等议题。
古贺诚在2019年受访时提到，遗族会会员数比10年前减少约30万户，剩下约57万户。他认为，战殁者的妻子一代逐渐离世，记忆从子女传到孙辈、曾孙辈，如何传承下去，已经变成一个现实问题。
·担任日本遗族会会长时的古贺诚（中）（古贺诚个人官网）古贺诚曾说，自己的格言是“沿着一条线坚持到底”。对于他来说，父亲死于战争，自己长期面对遗族群体，又在自民党权力中心工作——这些经历让“坚持到底”有了更具体的内容：不是固守一时的政治口号，而是坚持不让日本轻易忘记战争的代价。这也正是他晚年反复谈论日本应坚守宪法第九条的原因。
然而，在自民党内部，古贺诚所坚持的路线并非没有争议。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赵政原对环球人物记者分析指出，自民党虽为保守政党，内部长期存在多个理念和政见不同的派系。古贺诚所代表的“宏池会”向来以温和保守传统著称，主张“重经济、轻军备”，并严守和平宪法。这一路线与高市早苗推行的强硬安保政策，存在根本性分歧。
在日本右翼的政治叙事里，“正常国家”长期是一个核心词。它意味着日本要摆脱战后限制，拥有更充分的军事能力，在国际安全事务中扮演更强角色——在右翼看来，这是国家成熟的表现。
但赵政原分析认为，古贺诚所理解的国家力量，应建立在国际信任而非武力扩张之上；战殁者遗属的身份，也使他把守护日本宪法第九条视为政治底线，反对任何可能将日本推向战争边缘的修宪行为。
从武器出口到修宪
“有限修正”如何掏空战争约束？
古贺诚所谈的宪法第九条，并非脱离现实的个人感慨。就在这段采访播出前后，日本政府在安全政策上接连采取几个动作：放宽武器出口限制，准备修改安保相关文件，继续提高防卫费，同时推动修宪讨论。
今年1月5日，日本共同社报道称，高市早苗计划在2026年放宽防卫装备品出口规定，其中包括杀伤性武器；同时还计划修改3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，并进一步增加防卫费。共同社将这一安排与安倍政权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、岸田政权决定拥有“反击能力”并列，认为它可能成为日本安保政策的又一个转折点。报道还指出，这些方针带有明显的保守色彩，也可能在东亚地区引发紧张。
这条报道的重要之处在于，它把几个看似分散的政策放到了一起：武器出口、防卫费、安保文件和对外军事角色。它们不是孤立存在的技术调整，而是共同指向日本安保路线的进一步改变。
4月21日，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，修改“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”及其运用指南。新华社报道梳理称，新规主要包括三项内容：取消将武器出口限定在救援、运输、警戒、监视、扫雷等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；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；在特定情况下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。
这意味着，日本战后长期维持的武器出口约束被进一步松动。过去，日本虽然已有多次放宽，但仍试图保留“限制性出口”的外观。现在，争议的重点已经变成：日本能否出口杀伤性成品武器，以及这些武器是否可能流向冲突环境。
共同社分析称，日本急于扩大武器出口的背景之一，是希望强化国内防卫产业基础，确保“有事”之际继续战斗的能力。这个表述说明，日本武器出口并不只是经济产业政策，也不只是所谓国际合作，更是直接服务于日本自身的持续作战能力建设。
与此同时，修宪议程也在推进。
日本《每日新闻》社论称，高市早苗正以强硬措辞推动国会讨论修宪，试图推进将自卫队明确写入日本宪法第九条的方案。《每日新闻》批评，掌权者越来越显现出轻视国家最高法、忽视公民声音的倾向。社论还提到，高市早苗今年1月依据规定天皇国事行为的宪法第七条解散众议院，此举被批评为解散权滥用；其试图压缩预算审议时间的做法，也被认为削弱了国会对政府财政的监督职能。
也就是说，围绕日本宪法第九条的争议并不只是“要不要承认自卫队”的问题。它还涉及政府如何使用权力，国会能否充分审议，财政监督是否被削弱，公民意见是否被认真对待。
《人民日报》也在相关报道中指出，当前日本修宪派主要聚焦两项议题：一是增设紧急事态相关条款，二是将自卫队明文写入宪法。报道评论称，一旦紧急事态条款被写入宪法，诸如“选举困难事态”等模糊表述可能被滥用，成为规避国会监督、扩张行政权力的借口；而将自卫队明确写入宪法，则可能改变日本战后“专守防卫”的约束。
综合来看，从1月共同社披露政策方向，到4月21日内阁决议放宽武器出口，再到5月修宪讨论升温，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已经形成清晰链条：武器出口松动，为防卫产业扩张打开空间；防卫产业扩张，又服务于“有事”状态下的持续战斗能力；修宪议程则试图在宪法层面重新界定自卫队和政府权力。古贺诚所说的“战争正在逼近”，放在这一连串政策变化中来看，变得更加具体而紧迫。
5月3日，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，东京有明防灾公园举行集会，日本民众手持标语参加抗议。抗议民众关注的并非单一政策改变，而是担心日本政府以“安全环境变化”为理由，把武器出口、扩军、修宪和行政扩权串成一条新的国家路线。这也说明，日本宪法第九条在日本社会内部仍然具有现实动员力。
·2026年5月3日 ，在日本东京有明防灾公园，日本民众手持标语参加集会。（新华社）赵政原补充说，不可否认的是，在当前自民党内，古贺诚早已没有行政实权。尤其是近年来派阀的正式解散，从组织结构上进一步削弱了这类资深“长老”的影响力。但作为温和派的“精神领袖”，古贺诚仍保留着一定话语权。他的警告，反映了自民党内传统保守势力对当前激进路线的担忧，因而仍能凝聚党内鸽派力量，并在修宪和扩军等议题上对现任内阁构成一定制衡。
古贺诚的警告之所以仍有分量，也在于他的发声来自自民党内部。他的从政经历让他熟悉保守政治内部如何形成共识，他也同样更清楚，许多重大转向并不会以剧烈形式出现，而是以一次次“有限调整”的方式累积完成。
古贺诚真正担心的是，日本会在一连串看似合理的政策调整中，逐步改变战后国家路线。每一步都可以被解释为“现实需要”，每一次突破都可以被说成“有限修正”，但累积到最后，日本宪法第九条所代表的战争约束可能被掏空。这也是他晚年仍不断发声的原因。
高市政府的政策叙事中，“强大”更多体现为防卫费增加、武器出口扩大、防卫产业强化、安保文件调整和修宪议程推进。古贺诚提出的另一套标准则不同：一个国家的强大，也包括遵守和平宪法、赢得国际信任、避免让国民再次承担战争风险。
他担忧的问题，不是日本要不要安全，而是日本准备用什么方式获得安全，又愿意为这种“强大”付出什么代价。
